日前，著名学者、深圳大学王立新教授新作《孔子的智慧》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王立新教授潜心中国思想和传统文化教学与研究数十年，曾受邀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之前出版有《王立新讲〈论语〉》。
结合研究与写作心得，王立新教授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对每一个真实存在的生存个体的喜怒哀乐赋予足够的关注和关心，只在抽象的观念里表达关怀，那种抽象的关怀就会挂空，挂空的关心不能构成关心，只能垒筑‘我在关心别人’的自我虚幻。”本期政邦茶座，邀请王立新教授，聊聊他眼中的孔子，能在哪些方面给我们以什么样的“智慧”启发。篇幅较长，分为上下两篇推出，此为“上”。
王立新：著名学者、深圳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博士生导师、深圳大学“中国传统文化创造转化研究所”所长。著有新作《孔子的智慧》以及《王立新讲〈论语〉》等。
高明勇：我注意到您的新作标题上有句“写在中国通向现代的进程中”，如果不加这句，似乎也不影响读者理解“孔子的智慧”，是不是想表达“特别的强调”？王立新：原来我是加了这个副标题，后来出版时去掉了。这句确实不影响对本书的阅读，也不妨碍读者对我写出来的“孔子的智慧”的理解。当时想要表达的确实也如您所说，是要加以“特别的强调”。加上这句特别强调的意思，用心只在提醒读者，我们已经生活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而不是依然生活在传统的时代，不能再像传统时代里的那些人一样看待传统。这种提醒，不仅是对读者，同时也是对我自己，希望自己能够走出仅仅站在传统时代的立场上了解传统的习惯性窠臼。虽然我们需要尊重历史，但也必须学会从历史中汲取有利于身处其中的时代的营养，不适宜的就得批评，就需批判，必须对传统不断进行重新再认识。现在我的感觉，去掉这个副标题是对的，因为像上面那样的目标，本书的写作并没有达到，而且距离还很遥远，加上副标题，反倒有“拎着人家耳朵”往里硬灌的意味，本身就有点违背“现代性”的要求，而且写作时的立意，也不是通过这本书来表达“走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感觉，这本书也实现不了这样的内心期许。所以，去掉副标题，会更实在些。
高明勇：您说写作《孔子的智慧》，是希望能够突破《王立新讲〈论语〉》那部书的瓶颈，“瓶颈”是什么？
王立新：我写《讲论语》那部书确实有瓶颈，其实写《孔子的智慧》也有瓶颈，只不过一个是旧瓶颈，一个是新瓶颈。简单点说吧，旧瓶颈是陷在孔子的“圣”里，目标多半在表达孔子“圣”的一面。虽然当年写那本书，给了孔子一个定位：“入于俗而不流于俗，高于俗而不离于俗”，其实那不是真实的孔子，只是我心里希望的孔子。虽然有这样一个写作目标，但实际上却被历代注释孔子的儒生们的见解所束缚，基本没有跳离出来。这是那本书最大的瓶颈，我想让孔子更生活化一些，但是目标没有达到，至少我自己现在有这种感觉。那本书出版后，我曾经高兴过一两年，之后便有些后悔，觉得对怀有圣贤理想的人有用，对真实世界中的普通人用处可能不大。所以很久就想着要改写，可是既没机缘，也没时间。这次趁着北大出版社杨书澜老师的邀约，想要破掉原来的那种味道，换一种姿态说孔子，不要再强调他的“盛德光辉”，因为这种所谓的“盛德光辉”对今天的人们意义不大，所以想从他对生活理解的角度写，所有才叫《孔子的智慧》，而不再讲“孔子的仁德”之类。当然，这与杨老师的要求有关系，她是想做一套“智慧”的书，我的同事李大华教授已经先出了《老子的智慧》和《庄子的智慧》，本来我要写三部的，《孔子的智慧》、《孟子的智慧》、《禅宗的智慧》，可惜没时间了，出版情势也变了，所以写成这部《孔子的智慧》后，就算是终结篇了，尽管有些遗憾，其实也确实不得已。突破了《讲论语》那本书“仁”的瓶颈，写了一本《孔子的智慧》，却又陷入“智”的瓶颈。还有明显张扬的意味。其实历史人物身上和传统经典里面，都不仅有“仁”“智”两面，还有不仁不智、非仁非智，以及不属于“仁”“智”的内容。当然我要突出地表现某一点，所以才会这样做。
王立新：我说这本书同样有“瓶颈”，并不是出于谦虚，其实我这个人很不谦虚，也不喜欢谦虚。我不否认谦虚是种美德，但过度谦虚对我来说是种不愿忍受的自抑，故意谦虚这种虚矫我就更不喜欢，因为不实在。由于时间的关系，我确实事情很多，但最主要还是用心的问题。因为我正在全力以赴整理韦政通先生的文稿，所以没有把主要的精力用在这本书的写作上，对不起杨老师的一份苦心。这是真的，不怕老朋友不高兴。但我既然写了，也不会不用心，虽然断断续续，但看上去并没有太大的“隔断”的感觉，还算是通体一致。不过“瓶颈”是存在的，不是因为用心程度不够，而是思想意识本身的问题。这次主要是想强调“好学”是第一美德。当然很多人不同意，我写书作文字，从来不为获得谁的同意或者满意，我只为我自己写，虽然我会照顾读者的阅读理解能力。自己觉得是在说心里话，不太在意别人怎么想，怎么看。我觉得人类历史上的所有著作都一样，首先都是为自己写的，自己心里有话想说，然后才去写书。为了别人写或者为了另外的什么目的写，在我看来是很没意思的一件事情，基本不会去那样做。因为那样很难受，我向来不想让自己很难受。当然，我文字，自然不是为了让别人难受。我为了表达自己感受，同时也尽可能让有上进心、想获得进步的人受益，这是我一贯的心理。
王立新：这次的“瓶颈”，是突出孔子“好学”重要性的同时，能够把孔子对生活世界的认识和对生活本身的体会写出来。这是一个遗憾。但我不会因为自己有这种遗憾就认为这部书没意义。书写出来了，而且是用心写的，并且是长期积累的瞬间表达，因此对读者一定是有意义的。这是我的自信，这种自信也包括对所写各种书籍时所存遗憾“自我饶恕”。世界上没有遗憾的著作，无论哪一种，也无论是何人所作。如果让他重做，肯定会有。当然不只是文字和表达方式的不同，而是思想观念和心理目标的不同。如果哪个人认为他写的哪部书尽了哪个领域、哪个方面或者哪个问题，没有修正和重写的必要和余地，那不能证明部书写得好，只能证明写书的那个人的心已经死了，没有进步余地了。
高明勇：您这么说，还是谦虚不少，哈哈。那您突破“瓶颈”的方法是什么？看，达到预期了吗？
王立新：突破瓶颈自然有方法的问题，但最重要的不是方法，而是写作的心态。写作的心态不变，方法的转换所达到的目标仍然是从前的，这不叫突破瓶颈，只是改换写作方法。我说自己所写的书都存在瓶颈，是因为我自己的想法变了，觉得从前表达的想法，跟现在不一样。对于从前的写作对象，我的认识改变了，不再那样认识他，所以才能感到从前那样写，是陷在瓶颈里了。至于我能否真正的突破从前的瓶颈，这是不可预期的，自信在这里没效用，要看结果。如果自己感觉已经突破了瓶颈，但阅读者的观感依然跟从前差不多，那就是没有突破瓶颈。当然，突破瓶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才说是瓶颈。
王立新：我从前对自己写过的书，起初都蛮兴奋，也很自得，但过了一段时间，有的会感到后悔，那时自己很伤心，觉得不应该那样写或者没有写好。现在好些，尽管对从前所不满意，但懂得了瓶颈是永远突破不了的，突破了这个瓶颈，又会发现陷入了另一个瓶颈。人生本身就是瓶颈，自省能力强的人，知道自己需要不断突破从前的瓶颈，有智慧的人也都懂得，突破一个，又会出现新的一个，永远突破不尽，但却永远要去突破，否则人就不会有进步。
高明勇：您说2500多年来，孔子一直都在被误解，要么被过度阐释，要么被贬得一钱不值，为什么会这样？王立新：这是毫无疑问的，不止孔子，所有人和所有人的思想，都在被误解，而且一直都在被误解。人类的历史，虽然是在先人不断积累出的文化成果中迈进，但同时也一直都在误解前人和前人的思想中前行。误解大致方面，一方面是不理解从而错解，一方面是故意误解。前一方面可以去努力纠正，后一方面却更需要认真研究。人类为了自己当下的生活，需要借鉴前人的经验，为了当下的生活，又常常故意误解前人思想。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和他的思想可以适应全部的人类时代，改进既然艰难，就会采取故意误解的方式。这第二方面也分两种，第一种是智慧，是人类了不起的一种智慧。既要为当下人类生活的便利服务，也要为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开路，在无法舍弃的情况下，只能选择“误解”。但是这种智慧里却充满了危险，这就是第二方面里的第二种。危险在于故意曲解的目的，不在于为了给人类提供更加自由、民主、幸福的生活，而是为了少部分或者极少部分人的利益。这就不是一种智慧，而是一种伎俩，一种诡计，一种勾当，一种阴谋。历史上对于孔子的误解，有些时候就是为了少部分人或极少部分人的权力和利益而故意去曲解孔子，这种故意曲解，实际上是一种歪曲。这种情形大家都了解一些，也都曾经历过，不在这里多说。
高明勇：对，其实不仅仅是孔子，不少所熟知的历史人物都面临类似的命运，或被推到神坛，或干脆不屑一顾。王立新：是的，是。我刚才大致已经这层意思。借您这个问题再多说两句。认识历史人物不容易。
韦政通先生当年写《现代中国儒家的挫折与复兴》，文中举了两种不同的认识历史人物的态度与效果，一种是首先持对历史文化怀有“敬意”的态度，要达到对历史的“同情性”理解；一种是以科学精神为出发点，强调“敬意”出自客观认识之后的升华。韦政通举证对刘邦的认识的例子，牟宗三本着“同情和敬意”，认为刘邦是一个“生命充沛，元气无碍”、“生机不滞”的“豁达之才”，是一个“生命之挥洒，故足以俯视一切，并非任何成规所能束缚的天才”；而主张用科学精神认识历史的胡适，却认为刘邦是“一个无赖”，“是个不事生产的无赖”，只不过是个“无赖的皇帝”。
高明勇：就您的治学经历来看，认识历史人物的正确姿态是什么？
王立新：如果你不想成为假想中的观念或者虚设的道德情感的奴隶，你就应当首先站在客观的立场去看待历史和历史人物以及其思想。这是基本正当的态度。能够有这种正当的态度，其实已经相当不易。需要破除自己情绪化的认知障碍，需要先放弃自己的个人好恶。更何况对历史、历史人物及其思想的认识，是一个永无终止的过程，身处不同时代和境遇中的人们，对同一个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上的思想的认识，都自然会有所不同，所以在终极的意义上，并不存在历史人物认识的绝对“正确姿态”，只是我们不能凭借自己的情绪，任由自己个人或者时代“崇尚”的需要去面对他们。做到这一点之所以已经千难万难，就是因为人们在这样认识的时候，他自己觉得是应该的，听不进不同的声音，听到不同声音，就不自觉地升起不满和反对的情绪。因此，历史人物被误解，是多方面的。所有的历史人物都会被误解，可面对这种误解，曾经的历史人物是无可奈何的。更何况很多误解都是故意的曲解，以满足不便宣说的现实需求。比如对曾国藩的认识，过去教科书都说他是卖国贼、大坏蛋，现在又说是晚清名臣，有人甚至说他是“完人”。完人就是圣人，甚至比圣人还圣人，只是没用圣人这个称谓。圣人也有很多缺点，人世间根本没有完人，完人不是人。是人就不会是完人，圣人也不例外。孔子曾经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只不过是自己说说而已，莫说“加我数年”，就算孔子“向天再借五百年”，一样有大过，而且大过会更多，因为他多活了那么多年，所以大的过失一定会更多。活得越久，过错越多，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过之“大”、“小”，往往要看所处的位置，越处于重要的位置，过错就会越大，因为影响力大、危险也就必然会大些。同样的道理，世界上也没有绝对的坏人和恶人，就算桀纣也一样。孔门弟子子贡就说过：商纣其实也没那么坏，只不过是因为战败致死，被获胜一方踩在脚下，处于“低下”的位置，所以人们就把一切罪恶都加到他的头上。其实他没那么坏，都是新统治者为了说自己白，才把他涂抹得那样黑；为了说自己好，才把他说的那样坏。认识历史人物，客观精神最可贵，之所以可贵，就是因为难做到，往往越难做到的，常常显得越可贵。
《孔子的智慧》
推荐语：王立新老师在书中尽量避免重复孔子作为圣人的习惯之论，而是将他当成一个智者来看待，从他的言论和行动中，获取有益于我们更好生活的信息，为提高我们生活的自觉性，同时也为提升我们的生命品质服务，期待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富有、更高雅、更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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